讲解员为游客介绍油压机。本报记者 魏雅琪 摄
熬制炸药（资料图）。
搅拌炸药（资料图）。
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有一把铝壶和一口蒸汽锅，二者都是馆内二级革命文物，就是这两个平平无奇的物件，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第一锅炸药浇注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时间回到1961年秋天，221基地二分厂开始筹建，这里是18个厂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承担着原子弹内部高能炸药压装成型和起爆元件的生产以及最后核产品的总装工作。
作为引爆原子弹的“扳机”，高能炸药的研制、加工与成型过程犹如虎口拔牙，危险重重，炸药部件生产又是最基础、最危险、最艰难的环节之一。其中，所需蒸汽锅即“米哈伊洛夫锅”，这种高尖端设备当时只掌握在少数几个核大国手里。
身为炸药浇注工程师的刘振东，负责设备设计，为了攻克这一难题，他与技术人员日夜不停地根据有限的资料展开技术攻关。
“这口锅是夹层蒸汽锅，有入口、排气口、倒料口……当时解决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等米下锅’的难题。”时至今日，刘振东依然能清晰地绘制出设计图。
有了蒸汽锅，熬制炸药却依然是难题。由于当时二分厂刚刚建成，整个核基地的供水供电系统还不健全，保障锅炉房用水成了大伙儿的关切之事。
于是，二分厂第一任厂长钱晋带领一部分工作人员排起人墙，从山下的小河往锅炉房传递水盆，没有职务高低，即使寒风瑟瑟，冬日冰冷的河水已浸湿大伙儿的衣服和鞋袜，依然抵挡不住他们热火朝天的干劲，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与此同时，炸药制作各工序推进有条不紊。“进入工号走路轻、说话轻”“严禁烟火”等警示标语印在二分厂每个工号里。进入操作区前，操作人员需先通过一条“Z”字形水泥通道，拐很多弯。工号四周有排水沟，顶部安装很多喷水设施，确保在有烟火的情况下能自动喷淋。
由于最开始是“土法上马”，浇注工艺更是采用纯手工操作。为防止在生产过程中产生静电，操作人员所穿的工作服都是防静电的纯棉材质，并用布条代替纽扣，工作鞋也都是橡胶底。
“就好像医生动手术、厨师炒菜，搅拌炸药时必须全神贯注，快了不行，慢了不行，还得保持一定的温度，更不能糊底，否则会影响炸药元件的质量，甚至导致炸药无法浇注。”王俊卿一边说一边模拟着当时的场景。
在常人难以忍受的高温下，工人们手握木棍对锅中的炸药不间断搅拌，直至熔化的TNT和黑索金混合均匀并呈糊状倒入模具浇注。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棒子底下出尖端”的说法。
浇注过程中，高能炸药含有一种叫三硝基甲苯的有毒物质，会发散在空气中，王俊卿时至今日仍对车间内的苦杏仁味记忆犹新。虽然戴着口罩，有一定的防护措施，但这种防护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日积月累，大家普遍出现肚子胀、吃不下饭的状况。
“那个时候每当要上班时，领导都会问，谁能吃得下两个窝窝头，谁就上。”王俊卿说，即便吃不下饭，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不减分毫。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2年12月8日，二分厂201炸药浇注车间浇注出了第一锅炸药，这也让大家充满信心与干劲。
后来，工艺不断改进，有了等静压力机后，开始用机械代替手工，采用液压机压装炸药，压装完成后再回到原始的手工操作，对炸药进行精加工。
但是，机器压制并非意味着安全无虞，从进入车间开始，与炸药“面对面”接触的每分每秒中伴随的都是不可预知的危险。尤其在1969年至1971年间，二分厂发生过4次爆炸事故。
“我们一前一后走进工号，前一秒仍有说有笑，后一秒就生死永隔。”周云成是爆炸事故中的幸存者，同事的遭遇让他备受打击。
从浇水冷却到不加水加工，从尖利的工具到高速运转的车窗，他化悲伤为动力，经过无数次的试验，终于和同事排查了所有可能引起爆炸的原因，从此工号里没有再发生过爆炸事故。
“我们是同生共死的交情，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无法从深层次理解221人的革命情怀！”
据不完全统计，“两弹”研制期间，在二分厂从事高危工作的职工有600余人，他们中不少人已长眠于草原，但为国为民奉献的赤子之心和那一腔为国防事业奉献的荣誉感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