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美国研制出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此后，它不仅是战略武器中的“毁灭之神”，更是政治讹诈的王牌。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采取孤立、封锁、遏制、打压政策，并在朝鲜战争期间，武装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海峡两岸关系。
面对西方霸权主义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新中国并不畏惧。
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庄严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就这样，我国科研工作者在经济落后、工业和科研基础薄弱，资金、设备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沙漠深处的一声巨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国防尖端科技的重大突破！
从一穷二白中起步，在内外交困中崛起，新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令全世界惊叹。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时，不得不将目光再次聚焦到那个遥远的地方——金银滩。
“只有新中国好了生活才能更好”
1958年秋天，宁静的草原上突然传来一个消息——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世代居住在金银滩草原的牧民们需要搬去很远的地方。
接到搬迁任务的是海北州第一任州长夏茸尕布。他心里清楚这个季节搬迁意味着什么，也理解牧民群众对故乡的眷恋，但严格的保密要求让他无法透露搬迁背后的真实原因。为了动员大家，他义无反顾地拆了自家帐篷，让母亲和妹妹率先搬迁。接着便一家一家地走、一户一户地说。他告诉牧民群众:“只有新中国好了生活才能更好。”
其实，饱受旧中国苦难的牧民群众心里也明白，是中国共产党让他们拥有了自己的草场和牛羊。虽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知恩图报本就是草原儿女的品格。
就这样，短短几天后，1279户牧民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金银滩，离开青海湖畔这片水草丰美的草原。他们赶着牛羊，驮着帐篷，踏过草原，跨过河流，翻越垭口，向刚察县、祁连县等地搬迁。据《海晏县志》记载，搬迁从1958年10月至1959年2月，原居住群众共计1279户6700名蒙古族、藏族、回族、汉族牧民及他们的各类牲畜155473头(只)都迁往了祁连县、刚察县等地。
在原子城纪念馆，一座座复原景观向观众诉说着那场大迁徙：牧民们赶着牲畜，离开那片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热土。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500多公里的路途，途中还要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达坂……
据亲历者回忆，出发时每户牧民安排3到6头牦牛驮东西。由于时间仓促，大家只拿了锅碗等简单生活用具便匆忙出门。有的家人等不及锅里的饭煮熟，将襁褓中的婴儿放入牛背的篮筐里，拿上几件皮袄，绑上几条毛毡，就向着新的安置点走去。搬迁时以40至50户牧民组成一队，每队各有一名领队。每天清晨，领队都会吹着唢呐、举着红旗，这是队伍准备出发的号令。夜幕来临，领队便将红旗往草原上一插，牧民们会围着红旗周围安营下帐。
这是一次浩浩荡荡、历经磨难的迁徙。
搬迁路上，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物资生活条件极度匮乏的那个年代，牧民们御寒的装备仅仅是一件皮袄，有些年纪小的孩子骑在牦牛上，一天下来，腿都冻僵了，无法行走，还有很多人长时间在风雪中，患了雪盲症。就连牛羊也因为饥饿和乏力，在途中大量死亡。
两个月后，到达祁连托勒牧场时，很多牧民几乎一无所有。
时过境迁，一串串数字、一个个故事已经凝成纪念馆展板上的永恒。或许，当时走在寒风中的牧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背井离乡究竟是为了什么，但他们迁徙离去，就意味着另一群人迁徙而来。
“三顶帐篷起家”
时间回到1958年，刚刚担任九局副局长的吴际霖率领人马奔赴西部开展选址工作。
他们根据当时中国最大比例的军事地图，提出三个可选择的地点，即山西雁北、甘肃的张掖、四川的绵阳。1958年5月，吴际霖、郭英会率领中苏选厂组对甘肃张掖进行实地勘探。选址专家组回到兰州后，甘肃省委省政府宴请专家组成员。席间提起选厂遇到的困难，说张掖地区不太理想，得换一个地方。在座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说:“二机部的工厂那么多，都放在一个地方不太好。要不到我们青海去？我们青海有一个地方，地区很开阔，叫金银滩，有多少工厂都能放得下。”随后，选址小组赴青海勘查。专家组到达金银滩后，发现这里四面环山、水源丰富、地广人稀、利于保密，非常适合建立核武器研制基地。
同年7月，党中央正式批准核武器工程选址报告，代号02工程，称221基地。
那年8月，李觉将军带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进入金银滩草原。一到这儿，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取一片背风向阳的草地，支起帐篷。他们先用铁锨铲去近半米厚的积雪，再挖去积雪下的冰冻层，看到冻土后，用大锤、钢钎打出“眼”，用来固定帐篷。帐篷搭建好后，大家就去周边寻找石块，垒成床基，将铺板放在上面，独创出石块垒成的铺板床。即便是如此简易的铺板，也不是人人都有的。有的忙于其他任务还没有来得及搭棚安铺的人，就用大米和面粉口袋做成围墙，把帐篷搭在上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从边角缝钻进去。
就这样，中国的核工业就以“三顶帐篷”起家了。
那时候，草原上天寒地冻、帐篷里四处漏风。前期到达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厂界划定、地形测绘、厂区布局等一系列前期工作。没有桌子，就趴在木箱上绘制图纸；没有可以喝的水，就用火炉融化雪水……
后来，随着集结到草原的队伍不断壮大，帐篷也越来越不够用。于是大家就开始挖“地窝子”、盖“干打垒”土房。
深冬的金银滩最低气温降到零下30摄氏度，为了不冻死人，基地工作人员都配备了包括棉衣、棉帽、大头鞋、毛毡在内的防寒四大件。一开始“干打垒”里只有大通铺，毛毡上铺上褥子就是一张床。晚上睡觉时，裹着棉衣、戴着棉帽，屋顶的缝隙中还能看到星星和月亮。早上起来，棉鞋冻在地上、棉被粘在墙上，拽都拽不下来。
数据显示，到1959年夏天，来到基地建设的各类人员达1.5万人。至1962年底，基地建设人口突破2万人。
广大建设者和干部职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高原缺氧、水肿等病症和生活物资缺乏、生产设备简陋等条件，按照“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工作要求，以三顶帐篷起家，挖土方、盖厂房、建铁路、修公路……1964年6月，一个水、电、暖、路齐备，集科研、生产、生活为一体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基本建成，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了必备条件。
基地总占地面积570平方公里（建厂初期为117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200米。基地分甲、乙两区，甲区集生产、科研、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主厂区简称18甲区。乙区在海晏县城，是干部、职工家属聚居区。基地建筑面积56.4万平方米，其中厂房33.3万平方米；铁路专用线长达38.9公里，与青藏铁路在海晏县火车站接轨；沥青砼路面73公里，与青藏、青新、湟嘉公路连接。
“一把铝壶闹革命”
在基地具备科研、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后，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大批科研专家、技术工人、干部、牧工和人民解放军，怀着“受命于危难之中”的责任感，怀着以身报国的豪情壮志，服从国家需要，不贪图内地优越的生活条件，毫不犹豫地踏上征途，为祖国核事业奔赴风雪高原，参加草原大会战。
就是在那个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一些中国籍的科学巨匠冲破重重阻挠，历尽艰辛，相继归来。尤其在1962年，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彭桓武，空气动力学专家郭永怀同105名高、中级科技骨干走进二机部。当时负责基地生产的李觉将军风趣地说：“我们来了一百零八将。”
攻关会战，群情激昂。
广大科研人员废寝忘食，苦钻细研，加速研制进程。
正是他们，用古老的算盘珠子和每秒钟300次的手摇计算机，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正是他们，用铜锯锯炸药，拿双层铝壶熬炸药，夹层通蒸汽，里层熔炸药，尽管土办法上马，却行之有效，被人喻为：“一把铝壶闹革命”；
正是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演算模拟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在水泥地上、在草稿纸上，还有那台运算一组核弹科研数据需要半年时间的我国首台电子管手摇计算机上，上演了著名的“九次运算的故事”。
为了尽快研制“争气弹”，在艰难的环境中，广大科技工作者迎难而上，奋发图强，集智攻关，加快研制进程。没有人员就突击培训，以老带新；没有图纸，自己动手绘制；没有原材料，土法上马进行研制；没有合适的仪器设备，手工操作。
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们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惊人的速度，不仅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核航弹，而且研制生产出与各种运载工具相配套、具有不同当量的6个型号核武器产品，装备部队，打破了核大国的核垄断，维护了世界和平，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和国际地位。
在金银滩上，中华民族挺起了自己的脊梁。
离开世代繁衍生息的热土，6000多名牧民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凝聚于此；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情凝聚于此；
从一无所有到勇攀高峰，一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力量倾注于此。
今天，在永不褪色的金银滩，“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