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基地——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西海镇原子城，一处处坚挺而沧桑的工业遗址，留下了千万人闪耀的青春年华，他们用昂扬的斗志，让新一代科技力量蓬勃崛起，让新中国挺起了骄傲的脊梁。
他们当中，有人是国产专家，有人是享誉海外的科学家，有人改写中国核武器历史，有人隐姓埋名，有人奉献一生，有人牺牲生命，党和人民永远无法忘记……
爱我中华 有召必回
1938年，当日寇的铁蹄在中华大地肆意践踏时，一名23岁的年轻人踏上了远渡英国的客轮，去国离乡去求学，这名年轻人叫彭桓武。
留学期间，他是理论物理大师、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马克斯·玻恩的第一位中国弟子，由于出色的工作成就和令人瞩目的学术地位，他在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
当他获得令人羡慕的名利和地位时，心中却牵挂着祖国，他决心要让祖国借助原子时代的科学技术强大起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时，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1947年，彭桓武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回国后，他奔波于北京和青海，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先后开展了关于原子核、钢锭快速加热工艺、反应堆理论和工程设计以及临界安全等多方面研究，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让另一位年轻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这个25岁，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叫朱光亚，1950年2月，他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踏上了归国的轮船，投入到新中国创业的热潮中。
在目睹了朝鲜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耀武扬威的丑态后，朱光亚坚定了献身国防科技的终身信念。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援华苏联核武器专家撤走时毁掉了所有带不走的资料，使中国核武器研制处于大海捞针般的困境。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和第四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朱光亚，协助副部长钱三强和所长李觉，组建了一支中国核武器研制大军，1963年3月，他又随千军万马奔赴221基地，参加草原大会战，他既抓技术指导、业务协调，又抓科研机构、队伍建设和管理，是一位“杰出的科技帅才”。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发展壮大独立民族工业体系急需一大批力学人才。
1956年，47岁的郭永怀不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而且已经是享誉国际的知名科学家，尤其是在与航空工业密切相关的空气动力学和应用数学方面有着瞩目的学术成就。
虽然归国心切，但郭永怀的重要成就和国际声望，却成了他学成归国的羁绊，为此，郭永怀烧毁自己积累十多年的科研资料和讲义文稿顺利回国。
和朱光亚一样，中苏关系破裂后，郭永怀临危受命，奔赴青海核基地，开始科研攻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郭永怀又立即参与氢弹、导弹和卫星研制，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青海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以及试验做准备工作。
两个月后，他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决定匆忙赶回北京汇报。可是，12月5日凌晨，当飞机在北京机场缓缓降落时，出现了严重故障，失衡坠毁，郭永怀不幸遇难。搜救人员在飞机残骸中找到郭永怀的尸体时，发现他跟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两个人怀中紧紧抱着公文包，里面是保护完好的核武器绝密资料。
……
彭桓武、朱光亚、郭永怀……这些“两弹一星”元勋怀着以身报国的豪情壮志，用炽热的爱、深沉的爱，孕育了祖国“两弹一星”的壮丽伟业。
隐姓埋名 无私奉献
特殊的使命需要特殊的人去完成，还需付出特殊的代价。在那个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一些中国籍科学巨匠突然从国际科学界神秘消失，他们义无反顾踏上西行的征途。
1950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仅9天的邓稼先，婉拒了导师的好意，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冲破重重险阻，与100多名中国留学生一道登上邮轮启程回国。
回国后，中央层层筛选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的最佳人选，邓稼先被选中，从此他从人间“蒸发”，隐姓埋名数十年。
1958年8月，邓稼先被调往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1985年1月更名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担任理论部主任，担当起核武器理论设计的重任。
他领导着20多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从仿制到自主研制，一切从头摸索，经过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邓稼先终于确定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从接到任务开始，他甚至做好了为核事业奉献生命的准备。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中，邓稼先不顾一切地拿起一块破碎的弹片进行观察——这可是死神之吻啊！他的身体遭到了难以估量的放射性钚辐射伤害。
1985年8月，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一边治疗，一边仍潜心研究着核武器的发展，并在病房拟定了给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建议书。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梦里依稀回草原，几番风雨竞风流，披肝沥胆终不悔，丹心一片未曾休。
是什么指引着这些英雄燃烧激情、奋勇在前？答案是“以身许国”。
1963年春天，56岁的王淦昌带头离开北京奔赴221基地。自此，这位在苏联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而蜚声国际的世界科学家音讯全无，在221基地的核科研队伍里却多了一个名叫“王京”的人。
“王京”——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祖国，在隐姓埋名的17年里，王淦昌从来没有过怨言，践行了“我愿以身许国”的诺言。
随着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的完成，王淦昌随设计、生产人员大举迁到青海高原上的核武器试验基地。高原缺氧、风沙严寒更甚，但他依旧冲在前头，顶着感冒、咳嗽、发烧、血压升高也坚持到试验基地检查指导。经过多次大大小小的冷试验、热试验，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弹也在加快研制。王淦昌不畏寒暑，夜以继日，距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仅两年零两个月，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他将毕生的智慧和精力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
同样，于敏也是一个“神秘人物”。
1961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在理论物理方面很有天赋的研究生于敏，接受了热核武器原理预先研究的任务，从此隐姓埋名长达30年。
他和同事们从一张白纸开始，废寝忘食、昼夜奋战，决心赶在法国前研制出氢弹，为祖国争光。
1965年9月至11月，一场创造历史的上海“百日会战”打破僵局，于敏带领的团队在100多个日日夜夜里，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形成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设计方案，不久，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
于敏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攻克难关 勇攀高峰
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们废寝忘食、苦心钻研，突破了理论大关，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题，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勇攀高峰的坚强信念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
1960年夏，当时还是南京大学教授的程开甲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队伍中重要成员之一。原子弹研制初期，已经是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的他，第一个估算出原子弹爆心压力和温度，解决了一系列理论和技术难题，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
首次地下核爆炸成功后，为了掌握地下核爆炸的第一手材料，程开甲决定进入地下爆心进行考察，他穿上防护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和几百名工作人员，冒着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前进，取得了许多第一手珍贵资料和数据，这在我国前所未有，在世界试验史上也无先例。
他总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核试验、首次空投核试验等30多次核试验，并研制试验所需的各种设备和仪器，在一次次的核试验中创造着奇迹。
贡献无言，精神永存。
1947年，享有国际声誉的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带着妻儿回到祖国，1960年，他受命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
他放弃自己卓有成就的研究领域，率领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年轻队伍，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向世界最尖端技术发起挑战。
没有试验容器，就用锅碗瓢盆，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原子弹那数以万计的精密数据，都是他们手工算出来的，他们仅用两年时间就手工造出上千枚炸药部件，做了上千次试验，初步建立起核武器爆轰物理理论和试验体系，完成了相关设计和测量研究工作，并带动了炸药及光、电测试的技术攻关。在陈能宽和王淦昌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大型爆轰试验节节突破，为原子弹、氢弹突破奠定了重要基础。
科学家们勇于攻关、敢于创新、善于攀登，将爱国之心、强国之志深深融入对科学的追求之中。
1959年9月，在莫斯科从事高能物理研究工作的周光召，得知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时，他与20多名中国专家学者联名请缨：回国参战！
1961年周光召回国，那时，科研人员正紧张地进行着原子弹方程式的计算，历时一年，每天三班倒，理论计算取得的数据总是小于苏联专家提供的参数。
周光召仔细检查了9次计算结果，认为计算并没有问题，他认定大家的计算是合理的，这意味着对苏联专家的质疑。但是，一个从未搞过原子弹的人想要否定苏联原子弹专家给出的数据，谈何容易！
于是，周光召便开始着手推翻苏联数据的可靠性，经过连续多日的仔细研究，最后他巧用“最大功原理”反证了苏联数据有误。
周光召以一己之力，结束了一年的争论，扫清了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的一个障碍，坚定了中国核武器研制自力更生的信心，对我国高科技事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强力推动作用。
为有钻研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们为之奋斗的峥嵘岁月，见证了我国国防事业由弱到强、由单一到立体的伟大飞跃。
如今，当我们沐浴在和平的阳光里，行走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无不感念这些科学家，他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精神财富，将在新时代建设的征途上被大力弘扬、传承和践行。